二、算法治理：智能城市时代空间生产的权力技术机制

斯蒂格勒对列斐伏尔的城规主义批判尤为欣赏，他试图重新利用列斐伏尔《城市权利》《都市革命》与《空间的生产》等著作中的重要思想，整合维纳的控制论，香农的信息论以及海德格尔、西蒙栋、福柯、德勒兹等人的技术批判论述，揭示并批判作为固定资本的技术知识在数码资本主义时代对城市建设、建筑设计、空间管理等方面的政治统治问题。在列斐伏尔城规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斯蒂格勒提出算法治理是智能城市时代的空间生产的权力技术机制。(2)令人惊讶的是，列斐伏尔早在1970年的《都市革命》一书中就对算法语言与大数据的可能性及合法性进行了反思与质疑:“我们能够为计算机提供某特定问题的全部数据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机器只能使用以‘是’与‘否’为答案的问题构成的数据。而计算机本身只会对问题做出是与否的回应。此外，谁能够确保所有数据已经凑齐了呢？谁将保证这个数据大全使用的合法性呢？这种机器难道没有冒着变成掌握在压迫集团与政治家手中的工具的风险吗？”参看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M].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5-66页。算法治理最初是由托马斯·伯恩斯(Thomas Berns)与安托瓦内特·罗夫洛伊(Antoinette Rouvroy)阐释的一种技术乌托邦理想。毫无疑问，他们二人论述的主要核心概念取自于福柯(治理与真理制度)、西蒙栋(个体化、跨个体化以及分离)、德勒兹(块茎)以及瓜塔里(机器无意识)。不过斯蒂格勒认为，务必要将这一重要概念置入数码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中进行重构和创造性阐释[3]。

那么智能城市的算法治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与机制进行操作的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斯蒂格勒首先对福柯所说的“治理”概念与算法治理进行了区分。福柯从生物政治学和治理学的概念出发阐释了权力问题：规训技术旨在“控制社会主体的最优元素，通过它我们到达社会的原子，也就是个人”，生命政治的目标是人口而不是个人，其宗旨是“利用这些人口作为生产机器”[3]109。而算法治理实际上避开了主体，在此福柯式的控制个人的技术不再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专门用于捕获数据的社交网络自动化操作和统计。算法治理抹掉了主体，因为它关注的是关系，它是一种关系型的治理，它预先消除了个体化与集体化的差异性。

第一，数码资本主义与城市数字经济试图将一切都还原为数字，算法治理在大数据、高性能计算以及各种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由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普遍信息化、网络化与自动化发展，一切都变成了数字，时间与空间都被数字化了，康德所谓的人类知性已经变成了自动化算法分析的权力，此种权力通过传感器以及网络驱动器根据形式化的指令进行操作，而现实的城市空间真正成了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数学概念。城市数字经济就建立在各种各样的私人数据、标记以及其他跟踪技术的基础之上。由此，智能城市时代，人类所有的行为都能够产生痕迹，所有的痕迹都成了计算的对象。在发展“开放数据”的背景下，拥有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人们居住的所有空间都变成了数字区域。城市数字经济的算法运行有三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各大资本主义平台大规模收集未被分类的由用户产生的网络数据，建构可计算的数据库；二是通过接近光速的高效率的自动化计算与数据挖掘，提取这些数据个体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形成一种所谓的绝对客观的知识，从而摆脱偶然性与主观性；三是运用这些互联网物联网的数据流来预测人类的社会行为[3]。例如，可以使用城市区域的智能设备预测城市居民、生产者、消费者以及他们的流动、活动等，从而改变当地城市的区域动态，这就是所谓智能城市[10]。在这一点上，奈格里似乎与斯蒂格勒达成了共识，他认为智能城市假设一切都可以通过实证主义的方式去认识和占有，所有的城市关系都可以由理性或者数据信息控制手段来建设和塑造。

第二，在数码资本主义与智能城市空间中，空间隔离与驱逐的逻辑变得更加灵活，具有虚拟性、实时性与匿名性。列斐伏尔在《进入城市的权利》一文中强调，由于土地的私有制垄断和都市中心化，穷人、无产者、边缘人都因为无法支付高额的租金被直接或者间接地赶到了城市的边缘贫民窟。所谓智能不过是控制系统，“控制城市中发展的劳动力，控制社会剥削所必需的劳动力，控制暴力以确保社会的有序进程”[8]149。斯蒂格勒认为，大数据与算法治理核心机制就在于将一切人群、城市空间、物质活动与社会关系都同质化为可计算的数字，然后通过嵌入在城市物理空间的诸种智能设备来完成精准的预测与自动化干预。与此同时，它也不断规避、消除无法数字化系统化自动化的“歧义”(disparation)，于是形成一种类似于福柯的数码真理与规范：“算法治理呈现出一种总和的形式，从这种形式中消除了创造未来的任何形式的力量、‘他性’(otherness)的任何维度，以及任何虚拟性。使失误失效，消除了世界内部可能出现中断、陷入危机的力量的可能性。”[3]120总而言之，无法被算法治理与数字化的人或者空间都被排除在自动化社会之外，对城市空间的治理使得广阔的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都被殖民化了，这种殖民化正是通过算法治理的基础设施来促进区域空间的数字化发展，从所谓的智能城市渗透到“家庭空间的自动化管理”和社会环境的计算达到的，因此导致了斯蒂格勒所说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短路与跨个体化的毁灭[3]。随着网络通讯技术与远程登录技术的发展，空间隔离问题与不平衡发展的危机加速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瞬间流动，全球区域发展的解域化与再辖域化因世界性的智能数码经济而不断重构，形成了世界性的超级网络社会，进一步加剧了知识的垄断与理论化的智力智能的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这既是世界性经济危机与灾难的诱因又是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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