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20世纪末21世纪初，斯蒂格勒认为自动化社会的建立为智能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斯蒂格勒在其刚出版的著作《自动化社会：未来的工作》中强调，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自动化机器体系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工业革命初期由资本家管理的工厂空间的劳动生产过程内部，但是由于第三次、第四次工业技术与电子信息革命的飞速发展，机器的自动化体系已经跳出工厂狭隘的劳动生产空间而扩张到整个社会空间之中了。在19世纪工业革命初期，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工业劳动技术以及生产运输的功能规划设计城市空间的，由此产生了工业化的城市革命。斯蒂格勒认为，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的无限扩张，使城市被塑造成了超级工业城市。也就是说再将这种扩张过程定义为工业化的城市革命已经不能解释我们遭遇的问题了。因为它已经向我们显现出新的景观，即由完全自动化的超工业强力带来的智能城市革命。那么这种城市空间的性质到底如何呢？实际上，列斐伏尔与斯蒂格勒都反对将如今的城市空间看作是某种纯粹量化或者技术化的企业主义单元，这就与奈格里、维尔诺等人的观点区别开来了，在后者那里，城市只不过是技术性的后福特主义劳动组织统治方式的完全自动化想象，它代表着整个未来社会的基本空间形态。不过斯蒂格勒批判了列斐伏尔的观点，认为后者的洞见仍旧局限在福特-凯恩斯式的组织化资本主义之中。

若想要理解何谓自动化社会，我们必须回顾下福柯与德勒兹对于当今社会性质的判断。众所周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其实是由人口的空间分配技术建构的规训社会，随后吉尔·德勒兹在《关于控制社会》一文中提出，当代大都市因为计算机的普遍发展而正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转变。他认为权力不再是通过某种规训装置来运行，而是通过可被控制的计算机网络来运行[7]。控制社会不再是固定的空间类型，而是一种液态的、流动性的空间，或者更像是“智能空间”[8]68-69。

肯定了德勒兹的重要判断之后，斯蒂格勒就抛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从1993年以来，全球技术网络体系与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已经建立起来了，具有流动性、数字化特征的所谓“第三持存”构成了斯蒂格勒提出的自动化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动力。

何谓自动化社会呢？简言之，自动化社会的实质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大数据以及算法治理实现的电子网络基础设施向整个社会空间的扩张，“通过完全集成化的物联网、超控环境以及各种智能化的传感器的应用，基本实现了对地球周围环境、城市空间与家庭空间的自动化管理，完全自动化的社会已经成为现实”[3]108。仔细审视不难发现，斯蒂格勒提出“自动化的社会”并非纯粹理论推演或者乌托邦空想，其现实条件正是得益于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随着互联网IPv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协议的全球普及，网线将被更深地嵌入到物联网中，它将构成‘智能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迅速成为普遍现象。更重要的是，在未来十年，数字集成将使所有经济部门的自动化普遍化。”[3]93-94在智能化时代，城市空间的生产表现出了更加“智能化体系化无限完美化”的观念。

最后，从虚拟到现实的转换：智能城市时代来临了。无独有偶，法国速度政治哲学家、城市理论家维希留也提出了智能化的城市群岛概念，他认为当今社会日益成为世界化的远程在场社会，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智能住宅与数据的远程遥控，从而远程通信的线上城市化替代了地方性的线下空间城市化[9]。与维希留略有不同的是，斯蒂格勒紧紧抓住马克思在《大纲》中所说的科学知识为资本服务的普遍智能化的趋势，总结了智能城市的基本内涵，即智能城市是基于无处不在的网络信息技术，通过所谓的高效率的大数据收集与分析，线上线下联动的即时算法治理，从而达到塑造甚至提前干预城市的空间组织和发展的城市新形态：智能城市的隐匿技术“把自己编织成日常生活的结构，直到二者难以区分开来。计算机化的城市化是由大型设备制造公司推动的，这些公司共同设计新的基础设施，并在城市区域内进行建设、维护与管理。因此，算法治理将在区域范围内以系统的方式在各个空间和时间层次上加以开发和管理”[3]104。

斯蒂格勒借用洛特卡的人类器官体外化思想反对当下城市化的技术化数码化控制趋势，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对人类制造工具的历史的谱系学溯源，指出智能城市是自动化社会的缩影，是在外在化器官的进化动力机制中产生的，其本质是人类智力与器官的工具化外在化(exosomatic)的有机体。但是，在数码资本主义时代，数码算法的全球空间尺度的技术覆盖与垄断，并没有服务于人类的居住，反而变成了资本主义新的控制与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斯蒂格勒认为这种情境是不可持续的，技术主义的城市建设思路必将导致更大的失败。于是斯蒂格勒抛出了其根本的批判性立场：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被所谓智能城市的营销策略掩盖了，智能城市空间生产与操纵的机制是“电子利维坦”式的算法治理。这一点我们在西方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家奈格里那里可以得到互证：奈格里认为“智能城市”和“智能社会”是纯粹的迷信，一方面，它是休闲阶级的意识形态构造的城市景观，另一方面，我们的城市被它重塑为巨大的资本主义平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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